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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尘封的历史,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大都还记得1974年1月那个震惊全国的“李洪枢间谍案”,当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第一时间对外发布了消息。此后还将这一案例改编成了连环画《苏修间谍落网记》和电影《熊迹》。而事后苏联高层很长时间也没有弄明白“失事”的具体原因。
李洪枢,黑龙江人,1942年生,吉林大学化学系毕业。1967年4月,李洪枢越境叛逃苏联,因为会讲俄语且头脑灵活,被苏方留用而未被遣返。1970年,他通过了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简称“格鲁乌”)的审查,被送入间谍学校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专业训练,后正式成为格鲁乌间谍。
1972年6月5日李洪枢受命潜入中国,并由专人护送至我国新疆境内的布尔津。同年6月李洪枢到我国东北地区活动,但很快被我发现并监控, 6月29日李洪枢在宁安县车站被当地公安局逮捕。在审问中李洪枢很快就供认自己是潜伏进来的间谍, 7月1日李洪枢被押送至北京,由公安部监管。
虽然在证据面前,李洪枢无法否认自己的间谍身份,然而作为受过特殊训练的专业间谍,他并不会轻易就范。一开始李洪枢编造假口供误导我方,加之当时有的办案人员急于求成,让李洪枢给苏联大使馆发了一封密写联络信以诱敌上钩,但这封信实际上是一封报警信,所幸未起作用。后来李洪枢还成功脱逃过一次,但仅仅一天之后就再次被抓获。
遵照周恩来总理“不要逼供信、要政策攻心”的指示,在李洪枢逃跑被抓回、自感难逃一死的情况下,我方反而让他吃好睡好,有病也及时给予治疗,还把他的亲人接来与他见面。这些做法让李洪枢感到非常意外,也对办案人员十分感激,还当面向自己的亲人表示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向祖国赎罪,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为了进一步获取敌人的信任,在此期间我方还将一些无关紧要的真情报通过李洪枢发往苏联间谍机关。周恩来总理对于这些将要提供给敌人的情报字斟句酌、仔细推敲,认为欠妥的地方还及时提出了修改意见。从我方秘密抓获李洪枢到公开破案,前后共历时19个月,在此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审阅报告31次,作了128条共计5000余字的批示,并多次召见案件负责人询问情况、研究案情。
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敌人要李洪枢再用原来的电台发一次报以检验电台的故障情况后,决定是否再给一部新电台。周恩来总理原本已经批准专案组带着李洪枢去东北发报,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却在报告上批示“我怀疑李特已暴露,即使送电台来,也是哄李特回去。”反对李洪枢继续与敌人联系。但周恩来总理坚持认为“如能因此诱捉苏特活人活赃物,还是值得一试。”驳回了江青的意见。
1973年12月27日李洪枢收到了苏联间谍机关的指示,要求他于1974年1月15日上午9时用微型无线电信号机向苏联驻华大使馆发出信号,取得联系后在当天晚上9点半至10点间到西坝河桥下,和苏联大使馆的人员接头。根据周恩来总理“进入现场的作战力量,一定要在14号下半夜分别进入居民点隐蔽一天,不许外出”的指示,西坝河周边地带,我方预先埋伏了300多名警察和民兵。
1974年1月15日晚,一辆牌照为“使01-0044”的灰白色伏尔加轿车从苏联驻华大使馆驶出,往东北郊疾驰,在离市区约9华里的北环东路突然停下并从车里钻出两个人来,两人一起朝着前方约170米处的西坝河桥走去。两人来到这座约30米长、15米宽的桥上,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并无异常后,迅速躲到了桥下。高个子的谢苗诺夫和矮个子的科洛索夫来到桥下时已是晚上9点10分,大约25分钟后,李洪枢也来到了桥头,双方对上暗号后,一见面谢苗诺夫就和李洪枢拥抱了起来,随即李洪枢将一个藏有“密写情报”和密写工具的白口罩交给了谢苗诺夫。此时我方打出一颗红色信号弹,周围埋伏多时的警察和民兵迅速合围过来,谢苗诺夫为了毁灭罪证,顺手将白口罩扔进了河沟,但马上就被我方民兵捞起。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最终束手就擒,现场还缴获了谢苗诺夫交给李洪枢的手提旅行包。
面对我方人员的质问,谢苗诺夫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回答:“我们是苏联大使馆的。”并掏出外交官证件以示其享有外交豁免权。在这两个苏联间谍面前,我方现场查获小型电台、密写指示信、间谍活动经费等证据。就在这时,那辆灰白色伏尔加轿车按照约定时间前来接走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我方人员立即截住该车,扣留了车上的马尔琴柯和两个女人。
至此5名苏联间谍全部落网,1974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苏修间谍落网记》的文章,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周恩来总理高兴地说:“1974年开门红,取得了南北两线的两大胜利,南线西沙群岛对越自卫反击战,北线抓苏修特务。”
破案后, 周恩来总理电话指示,请专案组转告李洪枢,他又立了新功,并对李洪枢在当天现场挨了侦察员的打表示慰问。鉴于李洪枢对此案侦破作出了突出贡献,有关方面将他改名换姓后安排工作,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1974年1月19日,马尔琴柯夫妇、谢苗诺夫夫妇和科洛索夫等5名苏联间谍被中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于当天驱逐出境。此前中国外交部还召见了苏联驻华大使,表示了强烈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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