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卫星（资料图）

1970年4月24日，是一个注定将被写入中国航天史册的特殊日子。这一天，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用20.009兆赫的频率播出《东方红》乐曲，从此奏响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的华美乐章。2016年，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0周年，而今年的同一个日子又被赋予了新一层寓意。在首个“中国航天日”来临之际，《法制晚报》记者有幸聆听老航天人讲述那段与“东方红一号”亲密接触的岁月和奇妙的缘分。他们都曾亲身参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任务，并在1970年五一劳动节作为技术代表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一一与毛主席握手。

孩子哭着喊妈还得硬着心肠去加班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老专家宋庆元告诉《法制晚报》记者，1970年的4月30日，全国人民还在我国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欢庆中，单位领导突然过来说：“你去开个会，衣服穿得整齐一点。”但却对干什么去闭口不提。晚饭后，宋老才得知，科委系统组织了一个十七人的代表团去天安门参加“五一”庆祝活动。而这十七人来自参加研制和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各条战线，有老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

“当年，我们站承担着卫星轨道计算和运载火箭弹道计算的艰巨任务。那时站里使用的计算机容量小、速度慢、稳定性差，完成一条弹道计算要算三次，需两三个小时。为按时保质完成计算任务，我们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差不多每天晚上工作到深夜两三点，有时一天吃一顿饭。家顾不上了，孩子也顾不上。有一次，我两岁多的小孩患了肺炎，可我工作太忙，顾不上照顾，只好请邻居帮忙送到医院打针治疗。我疼爱孩子，但更爱我们的事业，我知道做母亲的责任，但更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每天晚上去加班时，孩子哭着喊妈妈，但我还是硬着心肠去加班。”宋老一边回忆着一边向《法制晚报》记者讲述道。

1970年5月1日晚8点整，包括宋庆元在内的17名科研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随后，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主席也登上城楼。“当毛主席、周总理来到我们身边时，总理指着我们高兴地向毛主席介绍说：‘这些是参加发射人造卫星工作的同志。’毛主席微笑着和我们一一握手。”当宋老说到在城楼上的场景时，依旧激动不已。

开水瓶、铁饭盒、大茶缸老三样日夜陪伴

参与火箭和卫星晶体元器件研制工作的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03所张龙贵说道，他们的工作通俗来讲就是为“东方红一号”打造了坚强的心脏。晶片元器件能够产生固定频率的电信号，通过频率控制手段，就能大展拳脚，如同心脏一样为航天器的各个系统提供频率信号，发挥在航天工程上的重要作用。

张龙贵回忆道，那时候203所晶体元器件战线上的同志们白天从事科研生产等任务，晚上打起精神熬夜查资料，有些灵感时就连夜做好试验设计，以便第二天投产实践。记录本、草稿纸、铅笔头，经典的办公用品消耗了很多。开水瓶、铁饭盒、大茶缸，熟悉的老三样陪伴着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挑灯夜战的晚上。

就这样，技术人员按照书本上的样子仿制了无数次，从中找到可取之处，再结合攻关不断改进、改进、再改进。

1969年，203所前身——计量站的晶体器件研究所排除种种干扰，终于在时间节点前交付了首批用于航天的高质量晶体元器件，为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走访几十位专家踏遍十几省寻厂家

“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离不开“长征一号”火箭的一臂之力。 “当年我有幸参加了这一型号的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直至发射飞行试验的全过程。”中国航天科工六院老专家陈克明难掩自豪地告诉《法制晚报》记者。

据陈老回忆，1966年11月29日，他接到所办通知参加一个技术会议。院领导先是传达了七机部关于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第三级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指示和要求。 随后“长征一号”总体设计师陈卫民讲解道，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由三级火箭组成：第一、二级是液体火箭，第三级是固体火箭。第三级的任务负责给卫星加速超过第一宇宙速度，把卫星送入轨道，因此第三级的研制工作要尽快启动，才能把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早日送上天。

“根据总体部提出的技术指标，我们反复进行固体发动机总体方案测算，再与总体设计部多次讨论、协商，除了环境试验要求，二、三级联结、分离结构和三级与卫星联结、分离结构待定外，其他主要技术性能指标达成一致。我们设计组的同志们，不管风吹雪打，在逆境中拼搏、奋战，坚持工作。许多同志主动放弃春节探亲假，有的同志推迟婚期。”陈老对《法制晚报》记者说道。

根据院里“边基建、边安装、边生产”的政策，凡是302厂能加工的零部件图纸全部留下试制。其他的零部件和整机怎么办？生等条件具备了再干？时间是绝对不允许的。只有一条路——走出去，到部内外，到全国去找协作单位，报外协试制加工。

于是，4月初，陈老等科研人员就带着图纸和技术文件，拿着七机部和国防科委的介绍信，在华北、东北和华东地区，踏遍了十几个省市，专访了30多位专家，始终没有找到一家能封闭独立研制燃烧室壳体的厂家。无奈之下，只好把壳体图纸化整为零，谁家能干这个零件或部件，谁家能干这一道工序就委托谁家干，与他签订外协加工协议。

每周向钱学森汇报如期交付发动机

1967年6月，发动机的试制工作按照工艺路线全面展开。先后投产两个批次共6台试验件。研制进度十分缓慢，问题很多，到1967年底，6台产品仅有1台达到设计验收水压指标要求。没有合格的燃烧室壳体，发动机的地面所有试验工作无法进行。

此时，陈克明已被任命为驻211厂设计组组长，压力很大。正处在举步维艰的阶段，钱学森副部长要驻厂设计组近期每周向他汇报一次第三级发动机的研制情况。陈克明说，钱老一边仔细听汇报，一边记笔记，不时提出问题，问得最多的是：这种事情你们设计时怎么考虑的？听完汇报后钱老说，这种新钢材只是在实验室条件下做过小型容器试验，没有进行生产下的工艺扩大试验，直接上产品试制，没有按程序办事，违背事物客观规律，出现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

钱学森告诉科研团队人员，千万不要把安全系数都放在设计者自己的口袋里，应该给新材料、新工艺留有必要的加工余量，“要不然设计再好，指标很先进，可是中国人生产不出来，外国人也决不为会我们生产，我们的设计有什么用处？”

之后，设计组全体人员一律停止休假，除少数人在家蹲守外，其余人员全部下厂技术交底，跟班生产，参加三结合攻关。凡是院内有条件做的试验全部做了。院内无法做的试验，委托部内单位协作完成。1969年6月，院领导决定按原计划交付一台正式发射“东方红一号”用的发动机，再备份一台。7月6日，两台发动机运到了北京211厂总装车间。

提前一个月前往发射场总理三度指示

陈克明说，1970年3月27日，实验队一行18人乘专列从呼和浩特出发前往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从4月1日起，按照技术阵地检测工作程序表，第三级运载火箭的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在技术阵地经过12天紧张而有序的工作，全系统通过了三次总检查，已经具备了转场的条件。

4月14日，北京试验队领导钱学森等人向周总理、李先念、余秋里等中央领导汇报技术阵地各项检查实验结果后，周总理指示：“如果这次试验成功的话，你们不要骄傲自满，还要继续前进。这次试验也可能搞不成，这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又过了2天，周总理亲自给原国防科工委打电话：“中央同意发射卫星计划安排。批准卫星、运载火箭转往发射阵地。到发射阵地后，一定要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地、一个螺丝钉也不放过地进行检查测试。把每天的测试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4月24日下午3时50分，周总理电话通知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罗舜初：“毛泽东主席已经批准这次卫星发射试验。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过细地做工作，要一次成功，为祖国争光。”

就在这天晚上9时36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震耳的隆隆声中离开发射台，缓缓上升，喷出几十米长的火焰，光辉照人，火箭越飞越快，越飞越高，越飞越远，直冲苍穹。这些“东方红人”目送“东方红一号”告别地球飞向太空。接着不断地听到各地台站向指挥中心的报告。“晚9时48分听到‘星箭分离正常’、‘观察伞打开正常’、‘卫星入轨’的报告，压在我们心中的一块大石头已经落地。当时高兴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我们都沸腾起来，尽情地欢呼，跳跃，相互热烈握手、拥抱表示祝贺，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说到此时，当时的情景仿佛还在陈老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