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康泽是和戴笠并称为“康戴二公”，可以不需要经过侍从室的通报随时觐见蒋介石，而且还是复兴社和三青团的创始人，是极受蒋介石宠信的心腹，也是黄埔三期中唯一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由于康泽领导的别动队在五次围剿中给红军造成了巨大危害，因此毛泽东曾有“农民对于康泽是不能饶恕的”的话，解放战争中康泽被解放军俘虏，毛泽东还专门指示派专人押解。

曾经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

康泽虽然是黄埔军校出身，但带兵打仗并不是强项，他更擅长政治和特务，在国民党内部和戴笠并称“康戴二公”。

康泽，字兆民，1904年出生于四川安岳。从小就是学霸，从安岳县通贤场小学到安岳县高等小学再到安岳中学，学习成绩都是列前茅。在安岳中学里接受了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又亲眼目睹了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开始萌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因此听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陆军军官学校，便决定前去报考。在老师和家人的资助下，康泽离开家乡远赴广州，于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康泽学习勤奋，性格刚强，态度朴实。他不贪玩乐就是节假日也不外出游逛。有个星期日，康泽独自在教室里学习，正巧蒋介石来巡视，因此给蒋介石留下了“好学生”的印象。而康泽在黄埔军校也是国民党右派学生的骨干人物，一直是以蒋介石马首是瞻，因此从黄埔军校一毕业就由蒋介石推荐，公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康泽与贺衷寒、邓文仪、郑介民、谷正钢、谷正鼎是同学，他们几个人气味相投，都是顽固的国民党右派，就想效仿共产党成立旅欧支部，在中山大学就读的三四百名国民党党员中发起组织国民党旅莫（莫斯科）支部，并推举贺衷寒和康泽领导，但这个活动遭到了中山大学校方的坚决制止，而且也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批准，于是闹了一阵也就不了了之。康泽虽然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教育，但他却始终没有认同马列主义，即使是在中山大学留学期间也不断和留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发生冲突，成了中山大学里最出名的另类。

1927年10月，康泽由莫斯科学成归国，担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侍从参谋，不久调任第2师政治部主任，1930年改任总司令部江西“剿共”宣传大队大队长，在这个岗位上显示了康泽的过人才华，逐渐获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和器重。

蒋介石的党卫队

1931年，经过蒋介石批准成立南昌行营别动总队，康泽任少将总队长。康泽完全按照德国党卫队的模式对别动队进行了组织设计。别动队总队下辖3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3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中队，每个中队下辖3个区队，区队下辖若干个分队，分队则是最基层的行动单位。别动队成员一律穿着灰色军装、灰布绑腿、白衬衫、黑鞋、黑袜，腰扎横皮带。每个中队的第1区队为便衣区队，专门负责执行秘密行动。在组织上采用“军装掩护便衣，便衣领导军装”的原则，便衣区队是核心，有着更高的地位和权限，所以别动队还担负着侦察和情报搜集任务，这也是别动队被认为是特务武装的原因。别动队的各级干部也基本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因此也毫无争议地成为蒋介石的嫡系。

康泽对别动队规定了极其严格的纪律，队员只要有违反的，都可能受到各种严厉处分。在思想上，康泽规定除了《领袖言行》、《力行哲学》、《我的奋斗》等书外，禁止队员阅读任何别的书籍。

1933年，五次“围剿”开始，康泽的别动队就紧随着国民党正规军进入苏区，首先对每个占领地区进行编保编甲工作。先在各乡各村进行户籍调查，只要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籍，就被视为“及时自新”，既往不咎。然后在户籍调查登记之后，再实行“五户连保”的“保甲制”，也就是五家连保连坐，保证不通敌，不收留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苏区。如果“一家出事、其余抵罪”。在这样残酷野蛮的政策下，对苏区的围剿效果非常显著，直接导致苏区物资供应几乎断绝，红军的活动空间也大为压缩。对于中央苏区的最后失利，毛泽东在多年以后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谈到，苏区覆灭的两大主凶，一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康泽，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农民对于康泽是不能饶恕的”。

红军撤离苏区后，康泽的别动队更是成为国民党接管和控制江西的重要力量，不但别动队扩充到5个大队，共1万多人，而且江西地方部队也受康泽节制。对原来是苏区的地区，康泽的别动队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有数万人被杀。同时，康泽在江西成立“民众查哨站”、壮丁队、“铲共义勇队”进行强化治安，同时在各村开办民众夜校开展文化扫盲，别动队在江西兴建了大约2700所中小学校，普及基础教育。另外，康泽还在江西开设了约2000个医疗站，向民众送医赠药。康泽软硬兼施的两手确实非常有效，在两三年间，别动队成为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别动队也因此发展到了鼎盛，从5个大队扩充到7个大队，总兵力约2.4万，其中便衣队7000人。

除了在江西，别动队还跟随国民党军队进入川、康、贵、滇地区，在每个县成立别动队的分支机构，对于国民党强化其统治，作用极大，康泽也因此进一步获得了蒋介石的赏识。

在权力核心逐渐失势

康泽在国民党内还有着“组织天才”的外号，因为他的组织能力确实相当出色，国民党的两大分支组织复兴社和三青团他都是创始人之一。

1932年初，蒋介石为了强化统治，特别是在黄埔系军人中建立更紧密的组织，于是召集康泽、贺衷寒、桂永清、郑介民、戴笠、邓文仪等心腹开会。根据蒋介石的授意，康泽、贺衷寒等人就开始筹办新组织，贺衷寒负责起草组织章程，康泽负责起草纪律条例。关于组织的名称，贺衷寒主张用“力行社”，康泽主张用“复兴社”。最后蒋介石选中了“复兴社”，并将“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四句话作为“复兴社”的政治纲领。1932年3月，复兴社在南京励志社会议室正式成立，蒋介石兼任社长，骨干成员有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刘健群、潘佑强、郑介民、葛武綮、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杜心如、胡宗南等人，被称为“十三太保”。康泽一直是复兴社的核心成员，1937年还担任了复兴社书记长。

复兴社的证章

复兴社不但是政治组织，也是蒋介石特务系统的发家之地，后来就是从复兴社中逐渐演化为三大特务系统，一支是贺衷寒的“政训”系统，一支是康泽的“别动队”系统，一支是戴笠的“特务处”系统，由此康泽也就成了和戴笠齐名的大特务。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各地爱国青年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成立了很多青年抗战团体。蒋介石为了把全国的青年组织起来﹐给国民党注入新鲜血液，因此在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的决定。而这个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称也是康泽提议的，而且他还将复兴社完全并入三青团作为骨干力量。7月，三青团在武汉正式成立，蒋介石兼任团长，由陈诚﹑陈立夫﹑康泽等三十一人组成三青团中央干事会。

康泽在三青团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担任了三青团组织部长，同时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也水涨船高，甚至一度出现了蒋介石有意培养康泽为接班人的说法。但是在蒋经国回国后，康泽与蒋经国为争夺三青团的领导权，以及对青年军的领导权而发生直接冲突，蒋经国毕竟是蒋介石的儿子，所以这场冲突自然以不自量力的康泽彻底败下阵来而告终。

1942年，康泽一手组建起来的别动队被改编为第66军，编入了开赴缅甸的远征军序列，本来康泽想担任军长，继续领导这支自己带出来的子弟兵，但是何应钦认为康泽此前从来没有带兵和指挥作战的经验，所以没有批准，而是由张轸担任军长，就这样康泽又失去了自己的基本力量，在特务系统和军队系统中也彻底失势。

1945年5月，蒋介石为了安抚康泽，让他当选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这在黄埔三期生中是独一无二的。

毛泽东专电要求押解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命康泽出国考察，实际上是有点放逐的意思了。1945年6月，康泽在美国华盛顿接到三青团书记长陈诚的通知，要他回国参加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康泽为了慎重起见，打电报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复电要他“安心在美研究，明春回国建设可也”。于是康泽没有回来，1947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通知康泽回国出席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康泽觉得这也符合蒋介石“明春回国”的指示，便于3月回国，但蒋介石知道后却很不高兴。在这次全会上没，康泽当选为中央常委，此后康泽与孙科、丁淮汾、朱家骅、张群，李惟果等人来往密切。康泽在政界逐渐活跃，自然引起了蒋介石的猜忌，于是蒋介石派康泽到热河视察，准备让康泽担任热河省主席，但是康泽了解到热河21个县现在只剩下9个不完整的县，其余都是解放区，而且省政府的经费完全依靠中央拨给，全省武装力量只有5个不完整的保安团，所以康泽不愿到热河任职。

随后蒋介石又想让他担任北平行营新闻处主任和东北行营新闻处主任，都被康泽婉言拒绝。直到11月，才让康泽出任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第十五绥靖区的辖区是以湖北襄阳为中心的鄂豫陕三省28个县，本来绥靖区所辖部队有第65师、青年军第202师以及第163旅、164旅和104旅，但65师被调往河南，第202师被调到津浦线和鄂东，只剩下3个旅，再加上一些直属的零星部队，总兵力才不过1.1万人，而且其中2个旅是杂牌，装备差训练差，战斗力十分低下。

1948年7月2日，康泽上任才半年，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主力在豫东和平汉线发起攻势，吸引了国民党军的注意，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和陕南军区、桐柏军区部队乘此时机突然直取襄阳。解放军一反历史上攻襄阳必先攻城南山地的惯例，直接进攻城西的琵琶山、真武山和铁佛寺，一举突破城西的防御屏障，紧接着就对城区展开猛攻，于16日攻占襄阳，全歼守军，康泽也被俘虏。

解放军在襄樊战役中提出了“活捉康泽为民除害”的战斗口号

康泽在襄樊战役中受伤被俘

接到襄樊战役的捷报，毛泽东极为高兴，不但发来贺电，电报中还有非常少见的“胜利极大，甚好甚慰”等字句，而且还专门致电中原野战军：“将康泽送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妥送。” 此后，康泽就一直被关押，直到1961年被批准监外就医，1963年4月，获得特赦，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1967年在北京去世，也有说是在文革中遭到红卫兵的批斗，伤重而死，终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