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深陷“亲信干政”丑闻旋涡，两个多月来的检方调查、听证会以及特检组的“轮番轰炸”下，三星方面几乎面临“瘫痪状态”。

负责调查韩国总统“亲信干政”事件的特别检察组16日表示，虽然有意见认为逮捕李在镕会造成三星经营空白，对韩国经济造成冲击，但特检认为树立正义更重要，决定依照法律和原则处理。

李在镕18日上午接受法院审讯，三星方面派出6名律师，同4名检方人员展开了4小时的辩论。 后在检方陪同下前往首尔拘留所，等待法院决定是否签发逮捕令。

李在镕强调，三星为“亲信干政”事件核心人物崔顺实提供巨额资金是在总统朴槿惠施压下的“不得已选择”，三星并未从中获利。

从已被公开的证据看，朴槿惠明确告知三星，“自己能为其合并助一臂之力”，并再三叮嘱三星要为此拿出“金钱回报”。

特检组判断，李在镕向崔顺实行贿430亿韩元（约合2.5亿元人民币），以此换取政府对三星物产和第一毛织两家公司合并的支持。该并购案被认为对李在镕稳固三星集团继承权和获取经营权至关重要。

拿三星开刀，一部分反对声音指出，特检本应该先从受贿方调查，而不是先从行贿方调查，崔顺实“干政”特检，俨然变成了三星特检，特检组有本末倒置之嫌。

法院对逮捕令的否决，被解读为将让特检面临“紧急刹车”，原计划2月初对朴槿惠的当面调查，也恐将“动力不足”，特检其他方面也恐受影响而减速。

李在镕是三星电子会长李健熙的独子。在韩国，对财阀有“二代是合伙人，三代是皇太子”的说法。李在镕仅用1.7%的股份，支配着三星电子。

为维持世袭权力，韩国财阀家门频频曝出政商勾结、政治献金的丑闻。根本原因在于韩国财阀大企业的权力组织结构——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这种支配构造引发严重问题：比起企业的利益，所有者即财阀家门的利益最优先，而一旦掌门人出事，企业形象和运营也面临不可测的危机。

　　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间的政商勾结，是韩国“政经胶着”病的祸根，也是毁灭经济的毒瘤。韩国人厌倦了财阀随意享受特权，财阀家族“大而不倒”、“大马不死”，依仗着对国家经济之重而有恃无恐，哀叹韩国俨然成为被财阀家族控制的“财阀共和国”。

三星三世和朴总统家族的“孽缘”，可追溯到六十多年前。

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五一六”军事政变后，三星创始人李秉喆被冠以贪污的罪名被迫向朴正熙政府交纳8亿韩元。

1962年，李秉喆创建韩国化肥厂，三星被爆以进口白水泥等建筑材料为名走私糖精原料。对此事内幕，李秉喆的长子认为这本是朴正熙事前与李秉喆“共谋”，支持三星走私，所获资金一部分将用于支持朴正熙的下届总统选举，一部分用于化肥厂的建设以及三星的原始资本积累。但朴正熙后来却利用媒体揭发三星走私，结果李秉喆只能把三星集团51%的股份捐献给国家。

历史如此相似。当年是爷爷李秉喆交钱，现在是孙子李在镕捐款。当时是父亲朴正熙政府要钱，现在是女儿朴槿惠总统索钱。

到了李健熙的三星时代，“官商勾结”丑闻依旧不断，但也始终享受一手遮天的“治外法权”。

1996年，李健熙被查出曾向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行贿，被法庭判处两年监禁，缓期执行。次年，快到任的总统金泳三特赦了李健熙。

2005年，三星X文件丑闻曝光。三星副会长李鹤洙与时任《中央日报》社长洪锡炫的一段录音曝光，披露了1997年韩国总统大选前，三星计划向总统候选人李会昌提供30亿韩元（约合300万美元）政治献金，并向高层司法官员行贿的丑闻。

这位《中央日报》社长洪锡炫是李健熙的小舅子，X文件丑闻曝光时，已成为韩国驻美大使，而据韩媒爆料， 洪锡炫当时是韩国最热门的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如果没有X文件丑闻曝光，又哪有潘基文什么机会。

2008年，李健熙因涉嫌非法转让经营权和逃税而被起诉，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2009年，时任总统李明博让李健熙获得了第二次特赦。

　　李在镕反复强调：

总统强迫出资，我是受害者。谁能拒绝总统的要求？

韩国的政商勾结和利益交换，有其特殊的发展历史。从朴正熙威权主义政府开始，政府制定连续的五年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集中有限资源实现其经济目标，政府挑选“代理人”，即大财阀，对执行政府计划的部门提供各种补贴和特惠。

从财阀角度讲，听政府的话并保持良好关系当然是最佳选择，这样可以廉价地得到银行为其提供的贷款，以及各种补贴，从而迅速扩大企业规模。

韩国CEO Score商业研究机构董事长朴洙根对新华社记者说，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企业从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在外汇危机后，资本开放成为转折点，资本不再过度依赖政府。目前三星的80%的销售在海外，排名前十的大企业如LG也都主要依靠国际市场。鉴于大企业国内创出利益在减少，受国内市场影响减小，因此也没有必要和政府继续“密切”下去。

过去只要通商部或财政部长官召唤，大企业财阀就都来了，现在只有总统亲自召唤财阀掌门才会去。为什么？新世纪财阀力量超越政府力量，政府和企业间“权力转换”。

按朴槿惠的说法，为韩流文化和体育事业而成立Mir财团和K体育财团。财团由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全经联）主导筹资，由多家大企业共出资8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8亿元）成立的基金会。崔顺实涉嫌将该两大基金会私有化。

记得“三星之父”李秉哲当年被朴正熙抓住把柄吗？“若为国家做事，弱点既往不咎”，全经联应运而生。李秉哲任首任会长。从诞生之初便在官商勾结中身不由己。

全经联自1961创建，角色即使服务于军事独裁与经济开发，为政界筹集政治资金，落实政府经济政策。每到政权更迭时，新政府有新的经济政策，比如李明博的“绿色成长”、朴槿惠的“创造经济”，都会通过全经联出资支持，服务于本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凸显成效。

全经联屡屡成为政经胶着的众矢之的，财阀也纷纷想摆脱政治权力左右的负累。李在镕在去年12月初的国会听证会上率先表态，将退出全经联。目前，LG已宣布退出，全经联进入解体倒计时。

又一次历史的巧合，爷爷应朴正熙要求建立的全经联，孙子在朴槿惠治下退出。时代变了，朴槿惠延续其父威权式的治理模式，终究不得民心，被时代所抛弃。

在韩国，没有牵制的权力结构有两个：一是总统的权力，二是财阀家族的权力。这两个没有牵制的权力之间只能是“共生”关系，如鳄鱼和鳄鱼鸟彼此需要的“互栖”关系。

没有牵制的权力构造是最脆弱的。崔顺实“干政”丑闻之后，韩国各界反思。假想如果大企业有像样的理事会，怎么会向Mir财团和K财团捐资数十亿呢？如果在总统建议设立财团时，身边有像样的首席秘书对其行为进行牵制而不是听命执行，也不会事到如今。

财阀不是受害者。为得到继承、赦免、获得经营权等特权，财阀向政界的行贿行为，正是招来如崔顺实这样幕后实权人物恐吓威胁的“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