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监听了互联网和电话通讯内容。

CIA职能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首要的常规的任务是收集、评估和传播国外情报。有时，中央情报局在总统的授权下也可以参与秘密行动，不过它并不制定政策。中央情报局既不能刺探美国人在国内的活动，也不能参与暗杀——尽管它曾经因为违反这两点规定而受到指控。与美国政府的其他部门一样，中央情报局也有一套彼此相互制衡的系统。中央情报局向行政和立法两个机构汇报工作。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上，疏漏发生的次数是时高时低的。在行政机构方面，中央情报局需要向三个单位汇报工作——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以及情报监督委员会。

“一个敌人正潜伏在我们周围，不是伊朗，不是朝鲜，也不是基地组织及其人数众多的极端分子。这个敌人就在美国总统的眼皮底下：中央情报局（下称“中情局”）。”这是2006年美国国会议员皮特·胡克斯特拉向小布什总统打的一针预防针。

美国中情局的工作职责是搜集事实信息，以供白宫、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官员参考并制定国家安全政策，但长期以来，其表现糟糕，最新的劣迹是“棱镜门”事件。

“你们必须知道真理，而真理必将使你们获得自由。”《圣经》中的一句话被镌刻在弗吉尼亚州兰利市中情局（CIA）总部大厅的大理石墙上，但是他们似乎离真理越来越远。

失误连连

“如果早知如此，美国国会也许不会批准发动这场战争。”2004年，时任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夸大了伊拉克的威胁，以致美国时任总统布什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其实，中情局情报失误何止这一次

二十世纪，美国因情报失误吃尽苦头。1941年，珍珠港事件将美国拉入战局；1978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让卡特政府措手不及；1990年，在苏联解体时间点预测上犯下错误；又后十年，中情局愣是没听到印度试图进行若干次地下核试验的风声，几星期后，为挽回脸面，情报部门预测巴基斯坦将举行核试验。真正让美国情报系统蒙羞的是令3000多人丧生的9·11事件，以及令上万美国士兵牺牲的伊拉克战争。前者是美国本土在和平时期遭受的最惨痛打击；后者则把美国拖入了战争泥淖，这让疲于应对经济危机的美国更加狼狈不堪。

一次次情报工作失误甚至一度让美国情报业走向消亡。对情报工作者而言，那是一段迷茫期，作为情报业的带头大哥，中情局是失败的代名词，形同养老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情局没有雇佣新职员。在冷战期间，该组织几乎病入膏肓，当时的情报收集靠线人提供，中情局自身完全被对方渗透。驻外的间谍很多是“双面人”，中情局当时执行理事奥尔德·埃姆斯不但被俄罗斯收买，还帮助俄罗斯收买了其他一大批美国特工，这样的战斗力可想而知。

一方面苏联解体，另一方面中情局屡打败战，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情报界就一直在瘦身。仅在克林顿执政时期，中情局预算就被大幅削减了23%，情报部门整体预算经过克林顿第一个任期之后回落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水平，大批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因为部门削减和经费压缩而被迫离职。

不仅经费被减，甚至是中情局存在的意义都被质疑。当时，参议院议员丹尼尔·莫伊尼汉（Deniel Moynihan）对中情局表示了明确的怀疑和不满，这引起了外界对冷战后情报部门继续工作的价值命题的热烈讨论。最后政客们达成共识：情报工作的目的是预防珍珠港事件之类的战略突变，而原苏联的解体并没有改变这一目的。但更重要的是，美国政界将情报工作的目的与国家威胁和预警相脱离，而与对外政策广泛联合起来。这种观点认为，情报工作的目的不单单是预警战略冲突，而是帮助国家更有效地使用国力，不管这个力量是军事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意思就是情报部门即使在不存在任何重大国家威胁时也是有帮助的。

在此环境下，中情局不得不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学着“花小钱办大事”，以维持存在感。

冷战后不久，中情局就开始加大努力来培养情报分析人才，这些努力包括当时的情报分析首脑道格拉斯·麦凯钦在90年代中期推出的“谍报技术2000课程”。2000年，美国又设立了新的“谢尔曼·肯特情报分析学校”，并推出了“职业分析师课程”。9·11后，又作出了更大努力来改善分析培训，如建立中情局大学。2005年，中情局还成立了“教训总结中心”来识别、记录和捕捉过去的教训，以便从中获得启示，从失败中取得进步。

在发展分析技术和培训方面，与学术界以及民营部门建立了非正式的伙伴关系。新的分析培训组织聘用了中情局前分析师和方案专家，这些组织出现在民营部门、向有关联邦政府出售培训服务。向来自政府、学术界和民营部门的教育者、培训者提供场所，以便他们聚在一起讨论传授情报的最佳资源，从而开发了另外一种非正式关系。

9·11契机

多年的反恐战争早就让中情局从幕后走到前台。这个人们心目中传统的情报大佬，不仅已有能力操纵无人机实施定点清除，还有着一支能够实施特种战的“特种部队”

中情局境况有所改善是在9·11后，2001年，美国情报业更是走上了私有化道路。

9·11事件后的第9天，美国国会批准，在已有的情报经费的基础上，给中情局追加了400亿美元联邦预算，用于打击全球基地组织。随后两年，这一数字怎加到1200亿美元，大量资金投入让美国情报组织重振声威。情报部门开始大量招兵买马，至2001年底，很多工作内容细化的新机构应运而生，新设立的军事和情报机构24个，其中包括国土安全部和外国公布分子资产跟踪中心。2002年，37个新机构被设立，专门跟踪大规模杀伤武器、搜索威胁信息并协调反恐。类似机构此后每年都以20个的速度增加，时至今日，总数已达260个。

恐怖袭击后，大家都认为1947年建立的情报系统已经过时，认为16个彼此争执不断的情报机构需要一个共同领袖。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作为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顾问，中央情报局主任负责协调全国情报工作，这个由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兼任、由总统直接任命的角色，事实上扮演着美国情报系统带头大哥的角色。只不过，这个带头大哥因多次情报失误很难被大家认可。

面对反恐局面，美国对情报系统进行了改革。9·11袭击以来的12年，美国情报机构不仅人员发生了大变化，而且“业务模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情报部门不会专门供养情报人员，他们雇佣“临时工”来搞情报，这些人与政府无雇佣关系。外包公司招募这类人才，并进行培训，替他们缴纳福利和抚恤金等。据悉，这部分“临时特工”的薪酬一般比政府部门雇员高2至3倍，还有特别津贴。

小布什时期，情报部门对外包公司的依赖达到空前。据统计，美国政府每年70%的情报预算外包给私人公司，超过420亿美元，而私有情报承包商多达4万多个，中情局的合作承包商有100多家，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合作承包商接近500家。

截至目前，美国情报系统有16个一级单位：联邦调查局、禁毒缉私局、财政部、国务院、国土安全局、海岸警卫队能源部、中情局、国家侦查办公室、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和四大军种情报局（陆、海、空、陆战队）。它们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统一协调并联合行动。

“斯诺登”之惑

中情局“临时工”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中情局也越来越依赖他们。只是这些“临时工”对中情局的规章制度“既没有兴趣了解，更没有热情遵守”，中情局如何约束他们呢

情报事业的突然私有化，让原本秘密收集情报的工作生活在了阳光下，甚至成了市场经济下的大众商业行为，这也为后期美国与维基解密之间的对立埋下了危机，毕竟上百万的临时特工的管理是个大问题。事实上，近年来，美国不断被曝出有情报泄密现象，其实都是“临时特工”惹的祸。

“棱镜门”揭秘者斯诺登就是外包公司的临时工。不得不说，因为有了政府大量的财政支持，美国情报外包让那些私有企业尝到了甜头，他们其实成了美国情报业外包工作的最大受益者。据悉，斯诺登曾经就职的防务承包商博思艾伦公司甚至有98%的营收来自情报部门的订单。通用动力这个情报外包最大的受益者甚至已成为美国的“影子国防部”。2001年，通用动力与美国9个情报机构有合作，到2010年，他与美国全部15个情报机构都建立正式合作关系。2000年，收入突破100亿美元，而2009年这一数字高达319亿美元。当前，通用动力可以帮助空军截听敌方通讯，帮政府阻止黑客攻击，帮军方进行通讯加密，甚至可以为信息站设立宣传机构以争取舆论支持。其实，透过棱镜门事件可以看出，奥巴马时代的情报收集呈现“国私结合”模式，斯诺登披露，驰名世界的美国跨国公司，如谷歌、脸谱，微软、雅虎、AOL或电话运营商威讯均为美国安全机构提供访问数据库的许可。美国情报机构可以通过这些私营公司轻松获取普通民众日常所使用的电话、电子邮件、照片，食品以及其他信息数据。

“棱镜门”计划始于2007年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国安局与联邦调查局是棱镜项目的组织者，微软、雅虎、谷歌、脸谱、Paltalk、美国在线、SKYPE、YOUTUBE、苹果等9家公司都在该项目中与政府合作。该项目完全是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情报搜集而建立的，并已成为情报机构获取情报的重要渠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