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曾为南昌起义军参谋团参谋长的刘伯承在向中共六大所做的《南昌起义暴动总结》中谈到，造成起义军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未能暴动于工农有力军事要点之两湖，而暴动于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军实无源之江西”。对于两湖与江西的优劣势，刘伯承语言虽精练但理由充分。看到这里，很多人不禁会产生一个疑问！当年，究竟是基于何种因素考虑使得并没有多少军事斗争经验的中共领导人决定在江西这个基础并不好的地方进行武装暴动呢？

接下来，本人将尝试着从军事地理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夹缝中生存：宁汉对立时期的江西

武汉国民政府旧址

至1926年底，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革命势力已经从珠江流域推进至长江流域。为了为适应形势的需求，广州国民政府于12月5日迁至武汉。不过，此举引起了日益反共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之不满。为摆脱国民政府的控制，他借口指挥战争的需要将总司令部设在南昌。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纠合吴敬恒、蔡元培等人在南京另外搞了一个国民政府。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公然对共产党人举起屠刀而武汉国民政府仍坚持孙中山所指定的联共政策，双方彼此视对方为”叛逆”，口诛笔伐的同时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军队调遣。

宁汉之间的水火不容令夹在其间的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处境尴尬。滇军出身的朱培德一度思想左倾，”中山舰事件”后，他曾利用第三军军长职权将迫害本军共产党的教育长熊式辉撤职，并慰问本军全体受害政工干部。为此，朱培德一度遭到了蒋介石的忌恨。宁汉分裂之后，朱培德虽站在武汉一边并”历数蒋介石偏私狭隘种种”，但他还是试图调解宁汉矛盾。而蒋介石则趁机对其加以拉拢。在这种背景之下，朱培德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宣称要”打倒劣绅，保护正绅”。5月下旬，朱培德下令军队进驻中共控制下的《三民日报》、省总工会和农协，并”礼送”共产党员处境。作为回报，南京国民政府于7月6日特任朱培德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正式宣布与中国共产党决裂。为了摆脱接踵而来的政治与财政危机，汪精卫决定”东征讨蒋”。17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组成东征军，以唐生智为总司令，程潜、张发奎部沿长江右岸，唐生智、何键部沿长江左岸，夹江而下，东征讨蒋。为避免殃及江西，朱培德在九江、湖口等地调集重兵进行防范，致使南昌兵力空虚。不久，他又让第三军军长王均王均到遂川掌握部队，南昌的军政要务统由其老同学朱德处理，自己向蒋介石请假上庐山”疗养”（实为避祸）。

朱培德没有想到，正是自己的这一系列举措在客观上为中共发动南昌起义提供了条件。

第二方面军与南昌城头第一枪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原国民革命军序列中以黄埔生为骨干的第一军、桂系主力第七军被蒋介石拉了过去，但武汉国民政府旗下的军事力量也不弱，其中以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最为抢眼

这支部队源自建国粤军。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将其旗下的各系军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以粤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第一师为基础，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战争爆发后，第四军所向披靡，连续取得汀泗桥、贺胜桥、武昌、上蔡等战斗的胜利，为自己赢得了”铁军”的荣誉。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以第四军为基础组建第二方面军，所辖部队除了第四军之外，还有以第四军十一师为基础扩编而成的第十一军和贺龙的第二十军。抛开”骁勇善战”不说，这个第二方面军留给人印象最深的印象恐怕就是”左倾”了。不仅基层官兵中有为数众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叶挺、叶剑英、张云逸、周士第等中共党员还出任了部队中军师级高级职务，就连那个指挥官张发奎也一直以”左派军人”自诩。

第二方面军的这一特点使得其在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之际，在国共双方都有不可或缺的影响力。

面对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大肆屠杀，第二方面军的态度很微妙。

按照武汉国民政府的原有计划，第二方面军于6月从河南前线调回准备参加”东征讨蒋”之役。就在部队集结期间，”七一五事件”发生。面对国民党人的一再叛卖与血腥屠杀，第二方面军官兵义愤填膺。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则公开表示，保护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而张发奎则出于对部队”发生兵变”的担心，迟迟没有执行汪精卫所的”清共”命令。

1927年8月1日，共产党人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共中央决定把自己所掌握的那部分武装力量拉到南昌去，在那里举行武装暴动。1927年8月1日，一群不甘屈服的共产党人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南下广东还是进军湖南？

二十军军长贺龙建议起义军向湖南进军

南昌暴动之后，围绕起义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领导层发生了意见分歧。大多数人主张，撤出南昌后沿抚河南下，经瑞金、寻邬进入广东，先攻占东江地区，争取外援，尔后再攻取广州；而二十军军长贺龙则提出另一种方案，到湖南去。由于南下方案为中共中央在暴动前即已作出的，又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所以贺龙的建议没有被接受。8月3日开，起义军撤离南昌，向广东前进。南下过程中，起义军虽然曾在会昌地区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钱大钧、黄绍竑部的堵击，但在进抵潮汕地区后遭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大部溃散。起义军余部约800人在朱德的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湘南起义之后，这支部队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会昌战役中，起义军打垮了国民党军的堵截。

事后来看，那个最终被采纳的”广东方案”确实有着不小的执行难度。其一、尽管广东曾是大革命的发源地，但此时这里的革命力量已经在李济深等人所发动的”四一五事变”中遭到极大摧残，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其二、广东固然海港众多，便于革命军取得外援，但这里也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经营多年的基地，这些列强绝不可能坐视一支打着”反帝旗号”的军队在眼皮底下坐大。第三，从军事力量对比来看，起义军确实没有一举夺下广东的实力。本来，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虽有2万多人，但由于政治工作不到位，以致大多数官兵并不了解南下的目的和意义。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不利形势下，部队冒着酷暑行军千里，逃亡现象与日俱增，甚至还有师级单位成建制叛离。这样，起义部队抵达会昌时，只剩下了1.3万多人。这个实力，根本无法保证革命军在打垮李济深所指挥的广东国民党军之后再回头迎战尾随而来的张发奎部。

如果南昌起义军进军湖南，将大大减小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难度。

再来看看贺龙的”湖南方案”：固然，湖南军阀在”马日事变”中烧杀过甚，但仍有相当一部分革命力量得以转入农村潜伏下来；相对于经营近百年的广东，列强在湖南的势力要弱得多；从军事上来讲，由于北伐战争和”东征讨蒋，湖南的国民党军实力大减。又因为从南昌向西进入湖南的路途很近，这就避免了部队因酷暑行军而造成的不必要减员。试想，当一支实力超过2万人的革命军队开到湖南之后，与当地的工农力量相结合，发动即将进行的秋收起义，则中国历史的这一页很可能会被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