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下发2017年1号函件，要求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并根据情况修改相关教材内容。这算是给史学界争议多年的抗战年头下了一个定论，那么之前八年抗战的说法又从何而来？当时的国民政府又为何直到1941年才正式对日宣战？

1931年9月18日：局部抗战的开始

教育部文件中将抗战的时间确定为“十四年抗战”是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算起，关于抗战的时间，史学界早就对“八年抗战”的说法有过质疑，认为“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的全部以及热河、绥远、察哈尔和河北等省的部分地区，已经是事实上的战争行为，如果只强调“八年抗战”的话，那么从1931年9月到1937年7月近六年时间里的抗战，就是不说一笔抹杀也至少是被淡化了，这对抗战史来说，显然不够客观和尊重。

教育部有关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的文件

确切来说，这六年的抗战被称为局部抗战，因为这一阶段的抗战主要局限在一两个省，就全国而言自然只能算是局部地区。但是这六年间的战争规模和激烈程度也并不算小，粗略统计就有1931年11月的江桥抗战、1932年1月的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1934年3月的长城抗战和1936年11月的绥远抗战，以及始终在东北坚持抗战的抗联。六年间中国军队至少付出了十万人的伤亡，日军也有三万人的伤亡。

其中，东北抗联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由部分原东北军、中共抗日游击队、农民暴动武装、义勇军等部队最初自发的抗日行为，逐渐发展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的抗日联军，到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时已经发展到11个军，总兵力达到3万人，牵制了日本在东北的40万关东军，尽管1941年以后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并在日军疯狂的“讨伐”下遭到了严重损失，最终只剩约1000人退入苏联，改编为抗联教导旅（也就是苏联红军第88旅），一面在苏联进行整训，一面不断组织小股部队返回东北进行侦察、袭扰，直到1945年8月苏军对日宣战后，作为苏军的先头部队重返东北。可以说抗联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整整坚持了十四年，根据抗联的统计，总共歼敌约18万人，就算是日军自己的统计，从1931年9月到1945年8月（不算苏军反攻的战绩），在东北总共阵亡也有4万人。

长城抗战更是在六年局部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国军队投入了包括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等部在内共约25万人，在长城沿线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4万多日军展开激战，最后双方达成《塘沽停战协定》，划定冀东二十二县为非武装区，双方军队都不得进入，日军退回长城以北，中国形成了与伪满洲国事实上以长城为界，遏制了日军在占领东北和热河后进一步侵占华北的企图，此战中国军队伤亡高达4万人，日军自己公布的阵亡也有2600人，当然对这个伤亡数字一般都认为是经过缩水了的，估计日军的伤亡至少也在1万以上。无论从参战兵力还是伤亡情况，都不亚于一次大战役。

而绥远抗战，时任绥远省主席的傅作义指挥晋绥军第35军向得到日本支持的德王等蒙古分裂势力展开反击，一举歼灭日伪军5000人，收复百灵庙等几处失地，准确来说这是1931年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全面胜利。绥远抗战的胜利意义更为深远，不但大大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和决心，而且也是一个月后“西安事变”的诱发原因之一，对于1937年7月全面抗战的展开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由此可见，从1931年到1937年的六年局部抗战，是整个抗战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抗战历史明确从1931年9月开始算起，显然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近年来抗战历史研究的一大进步。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开始

以前所说的“八年抗战”是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算起，确切说这八年是全面抗战，中国几乎动员了全国的所有资源和力量投入了抗战，而且作战的区域也不再只限于一两个省，战场范围从华北、华东到华中、华南，无论从任何一个方面看，完全就是一场全面战争。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通常被看作是中国战争总动员的号令，特别是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后，不但是中央军，川军、桂军、东北军、西北军等各路地方杂牌军都陆续投入战场，参与到全民族的抗战中。

日本也在1938年陆续颁布了“战时三法”，也就是《临时资金调整法》、《关于进出口商品等临时措置的法律》和《国家总动员法》这三部法律，其中1938年3月24日通过的《国家总动员法》是日本战时立法的核心，通过这部法律将日本国内所有的科技、文教、新闻报道、工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等都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这就是清楚无疑的战争总动员。

在军队方面，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前，日本陆军总共只有17个常备师团，现役总兵力才不过区区25万人！正是因为与中国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日本不得不开始全面扩军，到1941年陆军现役总兵力已经超过了150万，特别是1939年9月日军大本营发布大陆令第362号，下令组建“支那派遣军”，以便统一在中国战场的指挥和兵力调配，总司令部位于南京，下辖华北方面军、第十一军、第十三军、第二十一军和第三飞行集团，共计23个师团又17个旅团，总兵力约85万，无论是部队的编制还是总兵力，都已经大大超过了和平时期的常备兵力。

而且，中日两国还中断了外交关系，召回了各自大使，不再有任何官方的沟通和联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1937年7月开始中日两国可以说已经是实际意义上的全面战争状态，只不过少了正式宣战的程序而已。所以之前称之为“八年抗战”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所以，把六年局部抗战和八年全面抗战合在一起并称为十四年抗战，是比较科学客观的描述。

1941年12月9日：法律上的正式宣战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无论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还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都只是“事变”，而不是“战争”。因为无论是1931年9月，还是1937年7月，中国都没有对日本宣战，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只有正式宣战才能称之为战争，否则战事的规模再大，损失再大，死伤再多，也只能称为“冲突”或者“事变”。所以，八年抗战也好，十四年抗战也好，都只是历史学的概念，不能算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战争概念。

对于中国来说，1937年7月以后已经开始全面动员，战争的规模也日益扩大，大片国土沦丧，甚至连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都被日军占领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对日宣战，也确实有些令人难以理解，这一点更是成为某些学者批评蒋介石不抗战的论据之一。蒋介石之所以迟迟不对日宣战，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认为中国和日本国力相差悬殊，单靠中国一国之力是很难打败日本的，所以采取的抗战总战略是“苦撑待变”，也就是坚持抗战直到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最初蒋介石是希望苏联能够参战，后来则是寄希望于美国参战，最终借助国际局势的重大转变对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帮助中国一起战胜日本。

出于这种总战略的考虑，所以才一直没有对日宣战，因为一旦正式宣战，根据当时相关的国际法，第三国就无法对中国提供援助，尤其是无法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而这点对于军事工业薄弱的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如果国际局势始终没有出现有利于中国的重大变化，那么就只好和日本媾和，不宣战也是为媾和留了一条后路。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随即对日本宣战。蒋介石很清楚，只要实力强大的美国参战，那么日本的战败就注定无疑了，悬念无非是战争要打三年还是五年，因此12月9日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领衔签署文件，正式对日本宣战。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只有从这天以后，中国和日本才是真正可以说是处于战争状态了。

而日本却直到1945年8月战败，都始终没有对中国宣战。这一方面是日本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来，都有着不宣而战的传统。另一方面在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后，中日之间虽然已经是事实上的战争状态，但日本的高层曾经几次讨论是否要对中国宣战，最终认为日本是资源匮乏的国家，一旦宣战，受国际法的制约，在进口各种战略资源方面会受到很大限制，权衡之后觉得宣战是弊大于利，所以就没有对中国宣战。1938年1月日本发表声明，“不再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对手”，在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本在政治上对重庆政府采取的是“无视”，所以就更不会宣战了。

但无论是局部抗战，全面抗战还是国际法理上的战争，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史上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全面战争，中国最终赢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