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指1936年10月由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四方面军主力0.6万人，刀棍队七千左右，非战斗人员0.9万，遵照中央和军委命令，西渡黄河作战，在河西走廊，西路军孤军奋战，伏尸盈雪，由于兵力悬殊，最后粮绝弹尽，惨遭失败，穿着单衣草鞋的西路军健儿视死如归，无后勤补助，无任何救援，与二十余万敌军飞机、重炮、骑兵组成的强悍火力敌军，顽强战斗半年，完成上级给予的所有任务后，战死7000人，宁死不屈，歼灭敌人3.5万人，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篇章。 而老红军王泉媛就是当时的一名普通的西路军女战士。

王泉媛江西省吉安县人，1930年3月参加革命，先后担任吉安县少共区委妇女部长、湘赣省妇女主席团副主席等职，1934年入党，参加长征，在干部休养连担任战士，1935年与王首道结婚；后被编入红四方面军；1935年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1936年10月被任命为由女战士组成的红军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西路军失利后被俘，饱受严刑凌辱，脱险后与党失去联系，沿途乞讨回乡，自食其力；解放后先后当过生产队长、妇联主任、敬老院院长、江西省政协委员；被国家确认应享受老红军战士待遇时，已76岁高龄。 这是王泉媛老奶奶百科关于她老人家的介绍。 可是她的经历不是这么简短的一句话能说得清楚的。

1937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步芳的马家军经过40多天的血战后，损失惨重。西路军总指挥部、九军、三十军和妇女先锋团被敌人重重包围。王泉媛时任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她回忆说：“2万多人的西路军，只剩下不足5000人，伤病员又多。整个部队打得都没有子弹、炮弹”。 最终部队选择突围，在部队的突围前，每个西路军战士只能分到5发子弹、2颗手榴弹的补充。王泉媛率这支不足1000人的妇女独立团进入梨园口阵地，为大部队掩护，她和很多女战士不幸被俘。 妇女独立团的女战士被俘后，遭受的苦难比男战士更加的苦重。被俘的女红军战士被马步芳、马步青作为战利品赏赐给各级军官做妻妾，在这些人眼中，女红军成为了他们打胜战后获得的胜利品。 有的女红军被转卖多次，有的被迫自杀，有的惨遭杀害。王泉媛被工兵团团长马进昌看中，成了他不知道第几房小妾，王泉媛回忆说，当时心里想的是“我没死，没打死，存一刻就抗一刻，打死了就没办法。我就想点办法，走得脱就走”。 1939年3月，马进昌的部队换防，王泉媛借机逃出虎口，历经艰辛去到了兰州。然后又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可是办事处却说：组织上不要。因为当时对西路军被俘人员的规定是：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 王泉媛说：“八路军办事处给了我五块大洋。这时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敌人打我，我没有哭。历经艰难逃回来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我痛苦至极。就是说，西路军失利我没有掉泪，可这回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让我掉了泪。” 拿着这五块大洋，王泉媛又沿着当年长征走过的路，靠乞讨回到了老家江西，从此隐姓埋名。

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王泉媛来到了北京，找到了朱德元帅的夫人，同时也是长征时干部休养连战友康可清同志，在康可清同志的证明下，王泉媛终于恢复党籍和老红军的身份。 在长征路上，在蔡畅同志的撮合下，王泉媛和王首道成为了革命夫妻，不过俩人只过了两天的夫妻生活。王泉媛回忆说：“ 新婚之夜，王首道送我一把三号小手枪和八粒子弹。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我该送他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但是，长征中哪有时间和材料做呀，只好欠着了。”

1982年，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副国级）的王首道同志要去江西看她，王泉媛听到这个消息，眼泪立即“哗哗”地流个不停，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总算见到了，总算见到了……” 1995年，王泉媛再次到北京时，再次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王泉媛带来了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黑布鞋。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老泪纵横，说：“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 随后，王首道挽起王泉媛的胳膊，两位老人留下了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2009年4月5日，这位饱经风霜、战功赫赫的老红军女战士在江西省泰和县人民医院不幸逝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