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给一位导演看了一张照片，顿时引发连珠炮般的追问。对方一定要弄清楚，这位头戴贝雷帽、英姿飒爽的女军官的确是抗战时的中国军人吗？

我告诉他，这是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无线电营教导员王一知上尉。1940年，在数十万关东军压向中苏边境的情况下，这个清秀的中国女军官却跟随着游击队长单立志（原东北抗日联军干部，2012年去世）毅然渡过黑龙江，在枪林弹雨中寻找她仍滞留在南岸和日军苦苦鏖战的丈夫。

东北抗日联军？那么她是共产党了，怎么共产党在抗战的时候会穿这样的军服？怎么她还会有一个上尉的军衔？我国不是1955年才开始实施军衔制的吗？

我说这有什么奇怪，她们那支部队都是这样的军服。甚至按照条令，这支部队的女兵无论在怎样的寒冬都是只穿裙子的。另外，我指了指王一知上尉左侧衣兜上方，您看得出这是什么吗？

好像，是一枚勋章。

这是跳伞纪念章。这个旅的官兵人人都能跳伞、会攀登、会游泳和滑雪，部分同志会使用电台收发报、会照相、测绘、制图、爆破等技术。

人人都能跳伞？！

对，这也是抗日红色武装中唯一的一支伞兵部队，他们曾在东北对日军发动过一系列的伞降作战……

30分钟以后，这位导演拍案而起——我要拍这支部队！我要让这段历史的浪漫重现银幕，题目就叫《黑龙江畔的风之子》！

导演的激情无法感染我。因为，浪漫不属于这支部队。这支部队中的中国人，无论男女，每一个都是百战余生。他们战友的墓碑，至今还屹立在西伯利亚的白桦林中，在风中眺望着咫尺之遥的故国！

　　抱着枪支入眠 武器是她们生命的一部分

了解这些女性，首先要了解她们所在的部队。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最初的名字叫做中国特别旅。1942年成立于苏联远东的维亚茨克小镇，旅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李兆麟。它的成员除了部分苏方补充人员和从当地征召的中国战士外，均为撤退到苏联的原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官兵。在这里，他们接受了苏军提供的服装、武器，按照特种部队的标准进行训练，甚至使用了与苏联军队相同的军衔制度。

在“喘过一口气”之后，他们迅速重返战场，活跃在黑龙江两岸，建立了一种新的对日作战方式。面对猬集于黑龙江畔的数十万关东军，这支独特的部队以小部队的方式反复入境发起破袭和攻击，以微弱的兵力显示着中国抵抗者在东北地区的存在。在盟军大反攻的前夕，抗联教导旅付出重大牺牲，完成了对日军在东北地区作战部署的全面侦察，并以伞降和突击的方式引导盟军发起对关东军的进攻，最终凯旋祖国、光复家园的壮举。由于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斯大林曾专门发布对他们的表彰，而日本关东军则借用苏联传奇将领的名字称他们为“伏罗希洛夫部队”。

从中国特别旅留下的照片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到这些百战余生的中国人，有着怎样坚韧不拔的意志。而其中，几乎有关女兵的每一张照片都让人感到震撼：难道那个时代中国已经拥有这么多明显属于战斗部队的女兵？

那不是她们的选择，是那个残酷的时代造就了她们别样的青春。由于中国特别旅的兵力不足，这些身经百战的女战士几乎都被编入了作战部队。她们在小分队中和男兵混编，有的担任侦察员，有的担任电台员。这是一批十分熟悉武器的女性，她们在战斗中勇猛异常，是真正的特种兵。在和日军的作战中屡立战功，有的亦长眠沙场。

一名年迈的中国特别旅女战士曾在采访时，双拳虚握举过头顶，比出了一个下劈的动作。她平静地告诉我，当年袭杀对手的时候，她们都是这样双手持刀，从背后刺入颈椎的，这样鬼子根本不可能发出叫声。这是标准的苏军特种兵徒手刺杀手法。

另一位中国特别旅的女兵直到今天依然梳着齐耳短发，依然喜欢穿连衣裙。她有些歉意地告诉我，现在得了帕金森氏症，所以拿东西总是拿不稳，不然会给我做地道的俄式红菜汤。她告诉我，自己当年是特别旅派出的“小部队”的狙击手。狙击手要测算风速，还得计算标尺在距离测算中产生的误差。“特别是不能着急，我的教官说我干什么都不着急，特别适合干狙击手。”老人慢悠悠地说。

老人摆了一个当年狙击手的紧急立姿射击姿态。她站在门厅的走道中侧对大门，背靠一面墙，一脚蹬住另一面墙，双手环抱，模拟步枪的一根木棍竟是平平地横放置于双手之上，枪口向着左前方的门口方向。老人略略弯腰，侧头做出瞄准的姿态。看着我茫然的神态，老人微微一笑，依然是慢悠悠地说道：“狙击啊，几百米外，那个人哪，也就跟个麻巧儿（麻雀）差不多，你要打他的头，打他的心口，就跟打麻巧儿还要分打哪条腿儿似的，你要把枪抵在肩上，你心一跳啊，就打不着他了……”

整个说话的过程中，老人一直保持着瞄准的姿势，双手纹丝不动。我目瞪口呆地发现，帕金森氏病顽固的影响在这一瞬间竟然从老人身上消失了。

我终于明白了她们和今天女兵的区别。“熟悉武器”并不足以形容她们的气质，她们都是实战经验十分丰富的老战士。这是一批可以把枪口贴在腮上，抱着枪支入睡的女兵，武器是她们生命的一部分。

　　战衣作嫁衣 她们的爱情炽烈而忠贞

在那个时代留存下来的几乎所有照片上，这些女兵都给人异常灿烂的感觉，那种青春的绽放和传统中国女子文静的气质大不相同。

2010年，在华苏军老战士举行了一次酒会，因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也拥有苏联远东红军独立第八十八旅的番号，所以这些中国老战士也在被邀请之列。人们赫然发现，这些平均年龄超过90岁的老太太，仍然身穿红色的布拉吉，如西方人一样热烈地拥抱，用俄语互相问候。那是一种东西方风采的魅力混合。

教导旅的官兵曾说他们这支部队有两个特点：第一，这是一支在抗战中没有出过叛徒的部队，只出过两个逃兵；第二，这支部队的女战士没有一个离婚，她们几乎都嫁给了自己的男战友，她们的爱情炽烈而忠贞。

为什么这些如此深切地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女战士，又如此恪守东方女性的传统？最终，我们从历史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她们有着和普通女性太不同的经历，她们来自东北抗日联军。

日本记者泽地久枝，幼年时曾在伪满洲国生活，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女岁月。1981年，她再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及北京、哈尔滨、长春和通化。归国后，这位女作家写下了名为《另一个满洲》的著作。

泽地在描述自己试图写作这部著作的心情时写道：“抛开反满抗日的战争，抛开那些战斗者的存在，作为一个日本人，便无法谈关于‘满洲’的体验了。我想通过追踪杨靖宇这名中国游击领袖的生与死，在昭和史上重新定位日本人对于‘满洲’的所谓怀旧。”

对杨靖宇，泽地久枝有着难以磨灭的记忆。她记得，日本移民和伪满职员中流传着这样哄小孩的儿歌：“别哭，可爱的小孩，你哭，怕‘杨匪’出来”。如果说，在写作的初始，泽地还带着旁观者的态度来审视自己的旅程，那么随着追踪的过程，她的感受变得不再那样理性。她记录道，听着被访者描述中国抵抗者的殊死苦战，“作为同样被这块大陆养育的孩子，我的胸中有着难以言喻的炙热之痛。”

她所说的“抵抗者”，便是东北抗日联军。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曾派遣大批优秀成员前往东北投入抗战，包括杨靖宇、赵尚志、张甲洲、于天放等，大大加强了当地的组织力量。东北抗日联军主要活动区域依托于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系，形成南满、北满、吉东三大地区，部队编成11个军，其中由第一、第二军组成的第一路军活动于南满，其主要领导人包括杨靖宇、魏拯民等；由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组成的第二路军活动于吉东，主要领导人周保中、崔石泉等；由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组成的第三路军活动于北满，主要领导人为赵尚志、李兆麟、冯仲云等；另有第十军汪雅臣（该军编制上属于第二路军，但更多时独立活动）部作战于距离哈尔滨直线距离只有115公里的五常地区。

抗联的所谓军，实际兵力并不多。这其中，实力最强的第三军总兵力为6000余人，其余各军总兵力多在一两千人左右。1938年，其总兵力，包含接受抗联指挥的义勇军、山林队，接近5万人。这支部队的很多成员从1931年起，便和侵略军展开了殊死的抗争，他们是最早发起抵抗的中国人，到1945年日本投降，整整苦战了1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了中国，除了东北抗日联军，没有谁有这样漫长的抗争。

　　她们的血色青春 每一天都是在与敌殊死抗争

与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相对应，1938年开始，作为从远东进攻苏联的准备战役，日本关东军对东北抗日联军连续发动大规模讨伐作战，将兵力压向作为中苏界河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到1941年，为了配合纳粹德国对前苏联的进攻，关东军接连组织以远东红军为目标的特别大演习，在这一年年底，关东军的总兵力竟然达到了31个师团，人数上升到85万人，号称百万！

这种疯狂的增兵连美国都因此而陷入迷惑，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前，都没能判断出日军已经铁了心决定南进。

即便是日军南进，在黑龙江畔，仍然留了数十万兵力，直到战败前夕也没有减少。

日军的剑拔弩张，在黑龙江以北引来一阵阵风声鹤唳。前苏联远东红军的数十万兵力也逼近边境调整布防，频频演习严阵以待。

当日军全力扑向中苏边境时，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活动区域北满和吉东，正夹在这两大军事集团之间！为了扼守这块中国人在东北的最后阵地，东北抗日联军的部队进行了极为顽强的抵抗。

这种抵抗的顽强程度令人震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亡了国，波兰亡了国，荷兰、挪威亡了国，却没有一支军队的总司令战死沙场。而东北抗日联军的两任总司令杨靖宇、赵尚志都死在战场上，抗联的大多数将领都没有能够活到战争结束。

2012年，笔者在哈尔滨采访了已经92岁高龄的抗联女战士吴玉清。从依兰坐了几个小时汽车来到哈尔滨的她，个子只到笔者的肩头，看起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东北老人，完全看不出原抗联第五军女战士的样子。

她说仗打到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连女兵都上了前线，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可能和日军讨伐队遭遇。面对严峻的局势，各部队的后勤人员都开始发枪。吴玉清拿到的，是一支小马盖子枪，她用这支枪一直用到撤入苏联。

“那时候已经不分前方后方了。”在黑龙江尖山子，五军直属部队和日军打了一仗，她身边的于秘书腿部中弹，吴玉清背着他撤下火线。于秘书个子高大，而吴玉清又瘦又小。情急之下，她想到了一个办法，用绑腿把于秘书绑在自己身上，拼命地背着他跑。跑一路，血洒了一路。眼看快到密营了，于秘书却因动脉被打断，流血过多死在了吴玉清背上。“我把他放在雪地里，问他：你咋死了呢？你咋就不等一会儿呢？说着说着大哭起来。我的泪水，他的血水流在一起啦，冻成了冰溜子，我就坐在雪地上，守着他的尸体哭。”

　　生死相守不离不弃 她们用一生回报自己的英雄

到1942年，根据日军统计，在东北境内的抗联抵抗力量已经不及千人。面对全军覆没的危险，抗联部队开始有组织地向苏联境内转移，期望“喘过这一口气来”，使顽强的抗联可以涅槃重生，重新点燃白山黑水间的抵抗烈火。而日军则努力试图彻底打垮抗联部队，围追堵截，甚至出动飞机助战。激战中，最终突破日军封锁退入苏联加入中国特别旅的抗联残军，根据我国大使馆提供的资料，不超过1200人，其余大部分战死沙场。

而令人惊异的是，在这场生存比率40∶1的苦战鏖战中，抗联最后部队中女性的生存率远远高于男性。

她们何以能够从这种地狱般的搏战中获得生还？

一批在日军作战中缴获的档案文件似乎揭示了其中血染的秘密——这是抗联第一路军代总指挥兼总政委魏拯民留下的信件。魏拯民，本名关有维，山西人，是杨靖宇的亲密助手，也是杨靖宇殉国后代替他的抗联指挥官。由于他坚定顽强的指挥，使杨靖宇的部队在他牺牲后仍在敌后坚持了超过1年之久。

魏拯民是抗联残余部队撤退入苏的重要组织者和决策者之一。在他写给部队的信件中，他部署让老人、伤员和女兵撤过边界，先退往苏联，他为他（她）们开出了自己署名的介绍信，而有战斗力的男兵要继续战斗下去，掩护战友脱险。

冬季黑龙江、乌苏里江是封冻的，可以从江上撤到苏联境内，但是从岸边一直到江边都是结冰的冰面，没有任何掩护，这个时候过江牺牲非常大。在关东军的追击之下，撤下来的抗联部队就像魏拯民在文件中要求的那样，有战斗力的官兵在南岸坚持，掩护老人、伤员和女兵过江。在日军疯狂的追击之下，他们伤亡惨重，却至死坚守着这份承诺。直到几十年后，提到那些掩护自己过江和坚持到底的男兵们，有些老人仍会热泪盈眶。

殉难者中，便包括下达了这一命令的魏拯民。

那是真正的中国男人，他们是用生命卫护着自己的女战友，用血为她们换得生存的希望。而这一点，也明显影响了这些幸存下来的中国女性。她们的丈夫无一不是来自那批卫护过她们的男人，也因此她们的婚姻无一不是持续到生命的终点，不离不弃。

这些战火中得以生还的中国女性，用她们的一生回报了自己的英雄。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这样一批侠骨丹心，又柔肠百转的中国女战士。她们和他们独特的传奇，或将不变地留在中国人的心底。

2012年，笔者与中国特别旅曾经的女准尉李敏老人一同返回了这支部队位于维亚茨克的旧日营地。面对荒原上已经风雨剥蚀的营地，我们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那群年轻而忠诚的中国人，他们在70年前从这里离开，重归故国。

老人对着大江敬了一个礼，那里，她的一名战友在武装泅渡训练中不幸遇难，长眠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

李敏说，只要不死，我还会来。